新聞說:台美關稅談判底定,爭取到對等關稅調降為15%且不疊加,立委郭國文與央行總裁楊金龍時都認同,過去美國時常在講台美貿易逆差,一直喊話要降低貿易逆差,但這次卻做相當大的讓步,承認在半導體上更需要台灣協助的現實考量,有「國安思考大過貿易逆差」的考量,貿易逆差在這次談判並非首要考量。立法院財委會26日進行「針對台美關稅貿易協議內容,對國家整體財經、國內產業與就業、股匯市場與各項民生通膨之影響與因應策略」專題報告。楊金龍對此回應,貿易逆差看來不是台美此次談判的最重要考量,同意「國安思考大過貿易逆差」,台灣半導體所占優勢確實是有幫助。郭國文也說,馬政府時代鼓勵西進投資大陸,現在是東進投資美國,是否也是一種國安考量?楊金龍則說「同意」這種看法。郭國文也提及,除了表面上的貿易逆差,還有隱形的數位逆差,台灣對美的數位服務需求逐年增加,這是可以觀察的面向。台美在美東時間15日結束總結會議,雙方達成台灣對等關稅調降為15%且不疊加原有的最惠國待遇稅率(MFN)、半導體及半導體衍生品等232關稅取得最優惠待遇,以及台灣企業自主投資2500億美元加上政府以信用保證方式支持金融機構提供最高2500億美元的企業授信額度等共識,正等待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定(ART)。
台美關稅談判底定 國安優先下的產業版圖重塑
台美完成對等關稅談判,美方同意將台灣對等關稅調降至15%且不疊加MFN,並在半導體及相關衍生品的232國安思維主導下的台美關稅新局:台灣產業結構的轉折點,台美關稅談判正式底定,美方在條款上給予台灣最優惠待遇,顯示其在戰略產業的考量上,已明確將「供應鏈安全」置於「貿易逆差」之上。這項結果不僅調整了雙邊貿易條件,更深層地反映出台美經貿關係的性質轉變,並將對台灣產業結構與資本流向產生長遠影響。
一、正向影響產業
在本次談判中,半導體產業鏈被視為最大受惠者。半導體及其衍生品取得美國232關稅最優惠待遇,成為最具戰略意義的成果。台灣在晶圓代工與先進製程上的不可替代性,獲得美方實質承認,有助於穩定對美出口規模與長期訂單能見度。此外,IC設計、封裝測試以及設備與材料等半導體衍生產業,也被納入優惠範圍,使整體供應鏈不易因關稅政策而出現碎片化風險,進一步鞏固台灣完整且高度集中的半導體產業聚落。半導體在此次談判中已不再只是一般商品,而是被視為攸關國家安全的戰略資產,台灣在全球科技競逐中的地位因此被制度化確認。除半導體外,AI伺服器、資料中心設備以及高階電子代工產業同樣受惠。這類產品高度仰賴半導體供應穩定性,關稅風險降低後,台灣廠商在美系客戶供應鏈中的優先順位可望提升。在美國積極推動AI與雲端基礎建設的背景下,台灣的電子製造體系仍是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。金融業與大型企業集團則屬於間接受惠者。談判共識中提及台灣企業將對美國進行2,500億美元的自主投資,並由政府以信用保證方式,支持金融機構提供最高2,500億美元的企業授信額度。這將帶動銀行授信、跨境金融、專案融資,以及保險、租賃與企業金融服務的需求。雖然金融業並非直接出口產業,但將成為「東進美國」資本潮的重要支撐基礎。
二、潛在受壓或負面影響產業
相較之下,傳統製造與價格競爭型出口產業仍面臨壓力。即使關稅調降至15%,對紡織、成衣、傳統金屬加工及低毛利機械零組件等產業而言,仍屬偏高水準。這些產業技術門檻相對較低,難以被納入國安保護範圍,且對關稅與匯率變動高度敏感,長期恐面臨訂單轉移或產能外移至其他低成本國家的風險。未具戰略定位的消費性電子產品,也可能承受一定壓力。若產品未屬於先進半導體、AI、國防或關鍵基礎設施相關領域,即使關稅不再疊加,仍須承擔15%的關稅成本,可能壓縮毛利空間,迫使廠商選擇轉移產能,或自行吸收部分關稅支出。此外,內需產業亦可能承受間接影響。隨著大規模對美投資推進,資本與人才外流的現象可能加劇,國內部分產業的投資動能相對被稀釋。若資金配置失衡,長期可能對不動產市場、中小企業融資條件及勞動市場結構帶來調整壓力。
三、「國安大於貿易逆差」的結構性意義
央行總裁楊金龍與立委所指出的關鍵,在於美國已不再單純以貿易逆差數字衡量台美關係,而是將台灣視為其戰略供應鏈體系中的核心一環。這種轉變帶來三項長期影響。首先,台灣產業分化將更加明顯,戰略型產業如半導體與AI,與非戰略產業之間,在政策支持與市場待遇上可能出現落差。其次,投資邏輯正從過去的「成本導向」轉向「安全導向」,由西進中國轉為東進美國,其本質是供應鏈安全優先於成本效率。最後,隨著台灣對美國數位服務(如雲端、平台與軟體)的依賴加深,「數位逆差」可能成為未來談判與政策觀察的新焦點。
四、整體評析
整體而言,本次台美關稅談判對高科技與戰略產業具有明確正向意義,對傳統產業則呈現「不再惡化,但仍需轉型」的局面。未來台灣產業的競爭力,將愈發取決於是否能被納入國安與科技核心體系。這不僅是一紙關稅協議,更象徵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重新定位。未來幾年,產業的分化與重組,對台灣經濟結構的影響,恐將比關稅數字本身來得更加深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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